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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涛战天下，是一直以来，我是以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从古代积淀而来的。

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评价各国的统治者，他们，就像某种小说一样，以古代社会的阶级划分来将他们塑造成一个明星，一个典型的学者，一个大众化的名人。

当我将他们的做法，作为他们的直观感受来探讨时，很容易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古代的政治文化，那我首推:官僚制度，君权至上，诸侯纷争，虽然这是我举的诸多例子，但你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一种国家经济社会的表现。

制度本身是一种文化的形式，或者说，一种文化的表达。

我想用一个词来评价政治文化的崛起。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个保守的政治家，你就能够感受到当今的政治文化已经变了味。

另外一个现象是，很多政治家和学者都发现，政府干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不平等现象在不断上升，导致民众的收入水平和精神生活质量下降。

对我而言，我将政府干预经济的影响和局限性以及政策的合理性，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是“好政府”。

我之喜欢用政府干预经济政策这个词，我认为政府政策很好。

现在政府能够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影响力，使经济更加健康、蓬勃发展。

如果政府能够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形成全民参与的新局面，相信这种局面不会是现在才会发生的。

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21世纪》:有观点认为，全球化遭遇逆流后，我国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你怎么看?

吴敬琏:我认为从增长速度的角度来说，这种说法不准确。

我个人是不这么看的。

在1980年代和1984年两个年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低。当时是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的出口快速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政府也意识到了外贸部门的巨大风险。但当时中国在全球的出口还没有出现下降的情况，政府对外贸部门并没有采取很大的、很严厉的惩罚。相反，贸易顺差扩大。我们国家出口没有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却呈现了上升的态势。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实际上是很不科学的。

虽然在1980年代和198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非常低，但我想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实际控制力在不断提升。到了1982年，中国GDP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GDP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的GDP在1980年代的GDP占比达到了19.5%，是美国的20%的三倍。到了2015年，中国的GDP占比上升到了25.3%，而美国的GDP占比只有18%。2020年，中国的GDP占比是17.7%，美国的GDP占比是26.4%，比2020年分别上升了4个百分点和4.4个百分点。

这也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依然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中保持在前三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中国经济在很多方面遇到了挑战。比如，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比如现在是接触型消费、外需受疫情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导致全球产业链的成本上升，外需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进一步加剧了。

中国经济在未来增长目标和质量方面需要更高

对于中国的GDP增长目标，王一鸣表示，首先要理解，为什么现在提出5.5%左右的增长目标，这是一个大的宏观目标，同时也是一个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