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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化的英文

体制化的英文，指长期保持中央集权的传统体制，这一体制一般指中央的政策和运作。其具体含义是:财政的实施方向和方式，党中央批准后由地方政府指定。财政部门、军控机构和政法机关，会实行单独管理，作为体制化的部门。

这里的体制化，不是指从中央调剂出去的大权，而是一个区域的管理制度，即内部的体制，是统一的。但需要有人，尤其是权力和战略战术的总指挥和执行者。而一旦战略上的总指挥和执行者坐在了一起，指挥的方式和方式就不一样了。

这是第一，一个地方能否在未来取得更大的发展，就要看这个总指挥和执行者之间的作用和协同作用。

第二，从整个的财政政策来看，也需要一个指挥权。财政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它所具备的“获得感”和“信心”，是不够的。当我们的竞争对手一个一个向我拉，自己如果退出市场，我们的生存就没有保障了。

第三，从央行的经营来看，央行是一个风险的供给者，这一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央行直接出面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回应的原因。

四、如何看待央行货币政策的取向

第一财经:您的主要观点有四方面，都比较偏向于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哪些方面去描述一下您的观点?

董希淼:我主要想从央行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表达。

在目前的市场体系中，央行一方面承担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在金融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同时，央行是全球主要的央行之一，在很多方面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比如说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行长就提到的发达经济体债务问题。

但我国金融体系比较健全，流动性比较充裕，宏观杠杆率也比较低，也不存在“大水漫灌”。可以说，金融风险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

另外，我国金融体系总体上具有很强的韧性。我国的经济韧性，有利于为应对超预期的外部冲击、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货币政策要“以我为主”

《21世纪》:从2016年至今，央行超预期多次降准，上次降准是在2020年3月。为什么这一次降准力度如此之大?

管涛:2020年3月，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为应对危机，我国货币政策出台了一系列非常有力的逆周期政策，货币政策闸门进一步打开。

从数量型工具看，主要有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一是碳减排支持工具，二是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

前者是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用于支持碳减排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如北京、上海、重庆、广东等;后者是再贷款再贴现工具，鼓励商业银行对符合要求的贷款提供再贷款支持，比如广东的“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这两项工具都属于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效果都非常显著。

这些工具的实施为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等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带动了包括企业和居民在内的社会资金投向绿色低碳领域，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不过，这些工具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仍有要求，一是地方法人银行要将绿色信贷纳入该行核心一级资本;二是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探索建立碳核算、碳信息披露、碳核算与管理体系，确保数据真实性;三是地方法人银行还应当注重建立绿色信贷管理制度，对绿色信贷风险做出全面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