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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会议时间的选择一般遵循越快越好的原则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治研究院院长 任重青

编者按

疫情防控期间，有的地方出现“应急处置难”“矛盾纠纷多”的局面。有的地区甚至出现“院感防控不力”的情况。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向感染者收治”“医疗物资储备不够”“对社会面的防疫工作不力”“不重视对广大群众的防疫工作”的问题。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警钟长鸣”，注意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在日常生活中，谁来承担对传染病防控的主体责任?目前国内各地方采取了哪些法治措施，有关国家赔偿政策是如何制定和落实的?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刘贵祥做了解读。

刘贵祥介绍，《传染病防治法》第一条、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对进入人群进行检查、采样，应当使用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定的传染病病原携带者的消毒技术措施。

实践中，对于涉及工作人员在工作场所内的防护问题，也有不同的解读。这种说法有两层含义:一是是否具有职业防护等级，是否具备开展传染病的防护条件，这些都是在公共场所的普遍适用，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这个“带有职业”没有问题;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如果工作人员需要进行病毒检测，工作场所的人员可能并不具备这个职业。

二是隔离的标准如何划分?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李侗曾介绍，传染病医院和确诊病例住所的防控标准并不一样，确诊病例的居住小区一般在一栋楼内，确诊病例的工作单位和工作场所在一栋楼外，两者的防疫标准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是同一栋楼外的小区或楼外病例的居住地也被定义为中高风险地区，该人员的居家隔离的标准也应该是在一个相对静态的管理中，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要对传染病医院和确诊病例住所等进行评估。

另外，对于隔离期间的人员，目前还没有办法对其执行有关的管理规定，包括进入场所的规范、消杀的标准、返家的流程、疫情防控的措施等等，这些是现实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进行研究和尝试，来帮助相关人员正确理解，政府可以如何来管理这些问题。

澎湃新闻:上海在发放的“大礼包”中，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特意强调了“安心出行”，这是什么意思?

张晟:是的，上海制定了相关的出行规定，上海市公共交通属地化管理，由防疫部门根据公共交通系统的承接情况和运行条件，按照以车为单位分类分区实施出行管理。对于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等群体，如果出行非常不便，可以向所在的区或街道提出申请，由街道开具证明。如果证明是在有效期内，则可以取消出行限制。

如果证明是有效期内的，那就没有了出行限制也有人担心，如果是为了这个便民服务，政府是否会收取一定费用?

对此，我觉得，政府会收取一定费用，但不会超过政府承担的核酸检测费用，大部分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等群体，即便需要查健康码、登记信息等，也只需要找街道、居委开具证明。对于一些专门为老年人办事的社区服务机构，有关部门如果收取一定费用的话，也是有充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