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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克拉瓦(

，2021年7月7日-7月20日，文华财经)

通读先提要: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进入了“滞胀”的阶段，发达国家面临的通胀压力较大。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也受到了冲击。一方面，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金融市场的整体繁荣，大量的流动性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流向实体经济，并推高了货币利率;另一方面，新兴国家陷入了无法偿还外债的困境，而本国央行又无法通过降息等手段支持经济发展，为了避免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导致经济下行，发达国家开始加紧金融脱碳进程，美国等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的量化宽松政策，以此稳定金融市场的稳定。20世纪90年代，美国、欧洲、日本的实际利率相继上升，日本金融危机开始出现，但新兴国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内债风险等问题，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在美国之前，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后都是快速的恢复的，甚至在上世纪70年代时，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项下直接投资项下的资金流出占GDP的比重是45%。但新兴市场的资金流入从1990年开始出现问题，特别是自2010年以来，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项下的资金持续流出，特别是2021年3月份到6月份，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项下资金净流出达62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65%。从以上现象可以看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大放水”只是为了应对高通胀、且通过经济刺激经济增长，在出现问题之后，通过拉动内需、将通胀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通过大规模的财政刺激经济实现稳增长目标就会迎来更大的挑战，需要利用不同经济体的既有政策体系去实现稳增长目标。在这种背景下，逆周期调节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世界经济面临新的挑战时，逆周期调节工具无疑更加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大规模的财政刺激甚至部分超越了上一轮全球大放水的情况。相比之下，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在疫情之后的货币政策，更多是进行结构性的刺激，即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这就使得目前疫情所造成的经济社会的巨大冲击，更多依靠的是主要经济体货币当局的决策。

在此情况下，逆周期调节工具的作用就更加凸显。由于本轮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远超上一轮，波及范围更广，要避免本轮疫情演变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创，需要在实施逆周期调节工具上采取更为积极的结构性政策。

一是通过对经济体宏观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逆周期调节的初衷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各国的不平等，从而通过结构性的调节，实现经济增速的稳步提升。自2013年的“7·30”会议以来，逆周期调节开始由全面性的、结构性的政策转向更为直接地采取措施，并在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效果显著。这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恢复得益于中美利差等宏观经济指标的显著上升，使得中美的利差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同时，国内货币政策在2020年4月金融数据全面超预期宽松后持续降息，使得中美利差持续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也进一步促使国内经济增长动能明显下滑。

经济增长动能明显下滑，财政政策力度进一步收窄

由于经济增速的明显下降，我国财政政策力度也明显减弱。